2013年，纪录片《子非鱼》跟拍了香港一所名字特殊的小学——“鲜鱼行学校”中穷孩子的生活。
这所学校由当地鲜鱼行总会主办，接收的学生大多来自香港底层家庭，有的来自单亲家庭，有的靠父母微薄的打工收入艰难维生，他们的家长也大多数是体力劳动者，很难提供良好的家庭教育。
从在香港升学中必不可少的英语这一科目的学习，便可以窥见这些孩子与家长的无能为力：班中成绩优异的佘伟豪，英文一直不够好，但母亲难以拿出补习英文的钱，只能让这个问题延续。而另一位学生的家长黄嘉琪妈妈，在陪女儿写作业的时候，被问及英文“昂贵”怎么拼写，斟酌再三的她，还是给出了错误的答案。
在学校教育资源非常有限的前提下，出身底层的孩子们往往在教育竞争中处于劣势，家境对课外学习和课外活动的影响，在孩子们的举手投足之间显现出来。
富裕家庭的孩子往往能轻而易举地获得名师与考试培训机构的教育，他们的课外活动也更加缤纷多彩，通过课外活动锻炼出的各种软实力更会受到招生委员会的青睐。

而最近，故宫博物院单霁翔院长在北京发表主题演讲时，也不经意地提到，“4万多人报名修故宫，经过抬高门槛，名牌大学硕士以上才能报名。”这一言论很快出现在微博热搜，引发了网友的讨论。
用人单位筛选简历时第一标准是学历高低，这已经成为了不少行业的隐形规则。在今天，名校学历已经不仅仅意味着分数和能力，我们往往忽视，家庭出身能影响一个人获得文凭的质量，阶层正在通过教育这种方式逐渐固化。在美国，教育与文凭正在成为富裕家庭自我复制和再生产的路径。
一直以来，我们相信高考能帮助寒门贵子跨越阶层，但事实上，这还只是他们跨越阶层的起点。进入招聘阶段，他们会面对更多的阶层壁垒。
给予非名校学生一个机会，也是给予我们的孩子一个打破阶层壁垒的可能。提倡更包容的学历标准，不是对名校学历的厌弃或嫉妒，而是对“名校”这个标签的祛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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